考古學的產(chǎn)生有長遠的淵源，但到近代才發(fā)展成為一門科學。古學發(fā)祥于歐洲，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國。那么你知道我國的考古之父是誰嗎?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考古之父是誰的有關信息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!

　　中國考古之父是誰

　　李濟(1896～1979)

　　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家、中國考古學之父。字受之，后改濟之。湖北鐘祥郢中人。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，1918年官費留美，入麻省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，并于改讀人口學，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后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，讀人類學專業(yè)，獲哲學博士學位。1922年，李濟哈佛大學畢業(yè)，返回祖國，受聘于清華大學，任國學研究院講師，后長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，1949年后赴臺灣大學及史語所。

　　字濟之，湖北鐘祥人，清華畢業(yè)后留美，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。中國考古學開山之人，曾主持安陽殷墟等重大考古發(fā)掘。

　　李濟的人物基本簡介

　　1924年，開始田野考古。

　　1925年，29歲的李濟任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人類學 講師，與著 名的四大導師( 梁啟超、 王國維、 陳寅恪、趙元任)同執(zhí)教鞭。

　　1926年，李濟發(fā)掘山西 夏縣西陰村 新石器時代遺址，此為 中國學者最早獨立進行的考古發(fā)掘。

　　1929年初，應聘出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，領導并參加了安陽 殷墟、章丘 城子崖等 田野考古發(fā)掘，使得發(fā)掘工作走上科學軌道，造就出中國第一批水平較高的 考古學者。

　　1936年曾赴歐洲講學，1938年被推選為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，1948年隨考古組去 臺灣，被推選為 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　　1949年至1950年兼任 臺灣大學 教授，并主辦考古人類學系。1955～1972年，在 臺灣省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。1946年還參加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工作，索回 日本侵華期間掠去的中國文物。與 吳金鼎一起調查過城子崖遺址(吳金鼎先期發(fā)現(xiàn)，已作多次調查)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積的發(fā)掘，是山東地區(qū)考古工作的開拓者之一，《城子崖》一書的總編輯。

　　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、 青銅器的研究，著有《西陰村史前遺存》、《殷墟器物甲編·陶器》上輯、《李濟考古學論文集》等，又與他人合著有《 古器物研究?？?。

　　李濟的主要貢獻介紹

　　1928年至1937年，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 安陽 殷墟發(fā)掘，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?yōu)樾攀?，并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(shù)百年。直至今日，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(fā)掘之一。 在中國現(xiàn)代學術史上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———李濟。

　　我們關于 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。他領導的安陽發(fā)掘，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 中國考古學的發(fā)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———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 夏鼐、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 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，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。

　　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 張光直以臺灣中研院院士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、 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，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：近60年的歲月里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，隨后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，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(fā)展中占據(jù)支配地位。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“中國學界”縮小為臺灣學界，那么他的判斷顯然過于樂觀了。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臺，這一選擇很難以優(yōu)劣論，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。

　　李濟的夢想是什么

　　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“自撰簡歷”的最后寫道：“要是有機會，還想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、波斯去刨墳掘墓、斷碑尋古跡，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。”

　　那一年，他22歲，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。后來，他果真去“刨墳掘墓尋古跡”了，只不過并沒有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或是波斯，而是在中原的河南、山西和山東。

　　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(fā)掘，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。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(zhèn)城子崖遺址發(fā)掘，他讓龍山文化呈現(xiàn)于世人面前。

　　如今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志性術語，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。只不過，大多數(shù)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。

　　1928年至1937年，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(fā)掘，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?yōu)樾攀?，并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(shù)百年。直至今日，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(fā)掘之一。

　　在中國現(xiàn)代學術史上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———李濟。

　　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臺灣中研院院士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、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，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：近60年的歲月里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，隨后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，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(fā)展中占據(jù)支配地位。

　　李濟去世后，人們回憶：“他是一個被上級、同僚、晚輩、學生害怕的人，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。”其實豈止“害怕”，在一些人眼中，此人簡直就是可惡。臺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，稱李濟為“最后一個迷人的學閥”。李濟因固執(zhí)而獲罪為“學閥”，但饒是刻薄如李敖，也從不否認他身上“迷人”的一面。

　　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，此后，考古學家和他發(fā)掘的遺址天各一方，路途迢迢。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，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?隔海相望殷墟，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?

　　這些問題，由于長期的兩岸阻隔，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，但他說：“1977年，李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《安陽》，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。”